今年中秋节，浙江诸暨枫桥镇三江村的骆根、骆生根、骆国根、骆国兴四兄弟过得挺舒心。他们之前因赡养母亲和自留地分割闹矛盾而疏远，现在重归于好，86岁的老母亲周玉凤高兴得悄悄抹眼泪。

　　一年多前，四兄弟为自留地分割矛盾激化，有人甚至赌气不管老母亲。周玉凤找到三江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调解，赡养问题很快得以解决。村调委会多次调解未果的自留地分割问题，被移送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

　　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与村“两委”、村调委会分析情况，现场勘察自留地，制定调解方案，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讲法律、说习俗、谈亲情，化解思想疙瘩。国庆中秋前夕，9月29日，在镇联调中心工作人员见证下，四兄弟终于握手言和。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上海，是坐落在黄浦江畔的中国超大城市、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如何治理好这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古北市民中心，这句标语张贴在显著位置。古北社区以国际化闻名，面积2.02平方公里，包含42个居民小区，人口3.2万，51%为境外人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当地居民称为“小小联合国”。

　　近年来，古北社区创办市民议事厅，由61名中外议事员组成，推行自治、共治。他们当中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有调解中外邻居之间摩擦的“老娘舅”，也有热心发现小区问题的“洋啄木鸟”。辖区居民自主“点单”，议事厅集中议事“审单”，党组织把关，有关部门根据职责“买单”。

　　“创办古北市民议事厅，顺应了创新社区治理的潮流，解决了不少社区过往办不成、难办成的事。”荣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盛弘说。

　　古北市民中心的一楼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来自基层的意见建议，从这里可以直通上海市人大、全国人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不断发展创新。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城乡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住了考验。“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一线，各方力量共同筑起基层疫情防控的钢铁防线。

　　北京市在社会治理中首创的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作用凸显。今年6月新发地疫情发生后，东城区多个小区居民反映家门口买菜紧张了，区商务局随即在交道口、东华门、永外街道等地安排蔬菜直通车，每天提供不少于5吨的蔬菜、水果、鸡蛋等50余种农副产品。

　　在抗击疫情最吃劲的时候，通州区北苑街道西关社区通惠南路17号院值守人员紧缺。社区党总支一声“哨响”，紧邻的万达广场写字楼里的非公企业人员来了，先后有6家企业的员工参与，值守时间最长的超过100个小时。

　　共建的力量来自人民，共治的智慧出自人民，共享的成果为了人民。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就能开创社会治理新局面，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